| ● 机会主义与中国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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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会主义论证方式中,凡是和眼前利益无关的都没有理由存在。相反,为了眼前利益,即使牺牲某些长远的甚至是,永恒的东西也是值得的。这样的论证方式如果体现在个人身上也许还无伤大雅,但如果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轻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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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制与宪政法治:如何兼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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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流行由政府去解救经济,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这时,我们不能忘记,由国家持有太多资产、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包括对行业准入审批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干预和管制,除了带来一些经济后果外,还会对宪政法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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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于轼:“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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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在广州发表“茅于轼看政策”的讲演。知识分子、媒体人士都非常尊敬茅老,但网络愤青却老是痛骂茅老。因为此前茅老提出很多观点,比如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应该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因为降低学费,其实是让富人搭了便车,提高学费后,大学可以给穷人子弟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等,他最近说廉租房不能有厕所,否则这个好处就被富人占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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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全球经济危机(修订版)——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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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对“全球金融危机”,有些人最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阴谋”,说这个危机是某个国家的“阴谋 ”,有的干脆就说是某个人(比如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的“阴谋”。什么叫“阴谋”?也就是“暗中策划之不良企图”吧。商人的动机是赚钱,政客的动机是拉选票,“国家”的动机是自利(民主国家为国民谋利,专制国家可能仅为统治者谋利,但它们都可能损害别国之利)。当然我并不打算证明“性恶论”,上述所有人都可能还有高尚乃至非常高尚的动机,但那可遇不可求。所以“不良企图”其实是一切可行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防范的。至于“暗中策划”,则商业秘密尽皆如此。关键在于这些策划是否“犯规”。如果不犯规,“阴谋”二字不足以加罪;如果犯规(例如金融骗子麦道夫),那就是违法,而不仅仅是什么“阴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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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疗啥时能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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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老毛病又犯了,从家里到镇上医院需要走二十几分钟。
儿女都在外务工的重庆老人老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他所在的村子没有诊所,看病很不方便。“有时候就拖着等到赶集买东西的时候,把病一块看了。每次到卫生院看病还特别麻烦,太复杂了,排队都要等很久,还要看有些医生的脸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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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四,先民主再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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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着称,但它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的起点。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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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西化到全球化——中国现代性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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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顾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重要事件和思想论战,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性概念或接受或拒绝的原委:为什么一些人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现代化上,另一些人却认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打着进步的旗号,将中国传统文化贬为落后和停滞的象征?我们应如何理解目前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遇到的两难困境?如果说最初,现代化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一种选择,在历经无数艰难曲折之后,中国已将现代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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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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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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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鸣,于建嵘对谈:学者的价值在于真正的独立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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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京旅游,去北大看病。”这是近日网友在讽刺“孙东东精神门”事件时所说的话。原来,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很快,这一言论便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不仅有众多网友们的抗议,就连不少媒体评论员和专家学者都加入了到声讨队伍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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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现存问题与改革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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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并不缺乏病床和医生。事实是中国在城市拥有太多的医院和医生。 甚至在大多数小县城有更多病床。 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医生,病床或技术, 而是好的专家。 中国有太多的缺乏良好培训的普通医生, 他们不知道如何作出正确的诊断或给予适当的治疗。 所以中国缺乏高质量的医生,特别是专家。 因为疾病谱已经改变,现在癌症成了常见病, 而以前不是。 高血压,心脏病也是如此, 而却没有必需的心脏病专家。 因此中国在一方面过剩,在另一方面短缺。 请不要混淆认为中国只有一个问题要么医生,病床过剩,要么过少。 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我说中国没有适当地调控并不是说中国需要更多地调控, 比如中国就不应该错误地控制药品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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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凤凰评论:私立医院可以不以赢利为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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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医疗体制改革,关注真正的制度变革者总热心地提及民营医院。人们相信,竞争有助于医疗服务改进。不过当人们以这种经济学逻辑谈及民营医院的时候,似乎预设了民营医院就等于赢利性医院。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民间经营的医院完全可以不以赢利为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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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会“医改”话题面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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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成为两会最热点的话题之一。 让13亿人都能病有所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在迎难而上。
2009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可谓浓墨重彩,分量之重前所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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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障粮食安全到底靠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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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正在遭受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旱。抗旱作物会是一个解决方法吗?蒋高明报道。
“中国的食品安全受限于一个现实,即数百万农村人口将因土壤肥沃程度和产量的下降,而不再种植粮食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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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种错误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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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电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最新一期的《半月谈》撰文《关于民主亟待厘清的六个关系》。文章指出,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文章称,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前所未有地增强,尤其体现在经济上: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指望着中国能有更好的表现,为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如果能有效地克服这场危机,中国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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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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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攻击启蒙的很多,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也不少。许倬云先生在《时代周报》的谈话,很多观点 我都同意,但是他对五四、对新文化运动很多东西不了解,有些判断我认为不准确。比如他说胡适新文化运动讲科学是科学主义。胡适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深入, 不够全面,不够准确,都有可能。但是说,新文化运动讲科学就是科学主义,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歪曲,这个判断不准确。这不是许先生发明的,最初提出这个论断的 是夏威夷大学的郭颖颐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论科学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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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是农民工的“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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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真正要讲保证失业农民工的“退路”,那就要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保障农民地权、制止“圈地运动”(而不是相反地“只许官圈,不许民卖”)来保障农民可以“自由地返乡务农”;另一方面,为失业但未返乡的在城“待业”农民工提供基本保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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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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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可定义为回应目前发展模式危机的一种尝试,即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危机。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局限于对环境的关注,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经济、区域、地方行政组织以及地方、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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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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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是因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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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会报道更关注不同意见碰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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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两会观察跟以往三年是有很大的改变,以往我们在形式上或者小的范围内进行探索和改革,但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来自于你的脑子,想的东西不一样,价值观发生改变了。第一年我在新浪的嘉宾聊天室聊的是那年追访多少明星、代表委员,我们追访到多少高官。但是到了第四年,我自己跟我们的节目组已经开始理解,我们必须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两会是什么,两会的主体是谁,他们要做什么。追访明星式、花絮式、装点式的报道已经越来越被媒体放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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